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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後輩跟我說指導教授給了一個論文題目，在好的研究題目普遍難尋的狀態，這無疑是可以準時（或是提早）畢業的意思，聽起來很順利。「可是，我不喜歡那個作家的作品，因為作品反映思維，所以也不喜歡那個作者。」噢……那是個難題。因為不敢拒絕指導教授，所以想試著進行，再不行就在結論提出「顛覆」的評價好了。這是說，花了很大的力氣研究之後，最後要告訴大家所介紹的「這個作品沒有價值」？「咦，那對你的意義是什麼？」我問。

我不知道別人如何看待文學研究這件事，但這件事本來就不是通往名利道路的顯學，想去做這件事必定是對閱讀、對文學懷有一點喜歡的熱情，就算只是為了拿學位，過程也是辛苦的。那麼在這過程中如果不能讀一些讓自己覺得「值得」、能打動自己的作品，或者充滿挑戰的研究命題，做到最後結論是告訴大家這個東西「不值得」，豈不意味著大把大把的美好時光都用在「不值得」的東西上了。

後輩後來鼓起勇氣跟指導教授換了題目，研究了讓自己「有感覺」的對象。

想起這件事是因為最近拼命讀了不喜歡的東西了。因為工作需要的閱讀總是無法隨心所欲。我說：「這部作品我不愛欸，要不要談別的？」但對方說：「就是要聽一下『不愛』的觀點，因為已經聽過『太多愛』的了。」

重讀的時候「不愛不愛不愛不愛」不斷浮現腦中，無法克制，我不愛的是那種「姿態」。

一個社會當然不能沒有菁英，知識菁英扮演著將社會往前推進的力量，但是有「菁英意識」是一回事，擺出「菁英姿態」又是一回事。太自覺有「聽著！我要教你」「看著！我要給你」的姿態，但心態卻永遠不跟你站在一起，真是太令人討厭了。

日本學者問我，為什麼台灣社會長期可以接受有一些人用睥睨的高姿態不時飛回來「指導」一些東西？看起來清高不沾鍋的樣子其實毫無認同感，用非常片段的外國視野批判台灣的制度與文化情感。為什麼台灣人會買帳呢？

在我未作任何評述之前先問出這樣的問題讓我有些驚訝，而且是外國學者（旁觀者清嗎？）。
但我不知道，因為我並不買帳。而且，我已經觀察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