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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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老師一直說我見證了她在台大的最後一堂課（也是她教書生涯的最後一堂課），雖然當時班上有許多人，但她說要不是我看見她下了課還在門口走廊徘徊不去，「貼心」的問了句：「老師今天有事嗎？」她恐怕沒機會說出：「我退休了，今天是人生的最後一節課。」也要不是我立刻進教室嚷嚷，讓中文所（當時同班的還有歷史所）學生都跑出來，她也恐怕沒勇氣把本來就準備好的話說出來：「妳們要不要陪我去吃飯？」這件事對我有點小小的「震撼」，也許是因為實際體會到：有時候只是順著本心的尋常舉動，原來真正會是某人生的關鍵。我以為英文不佳的自己，大概跟外文系教授不會有什麼緣分啊（幸好她在課堂上建議最好再從國一英文讀起的那個人不是我），但齊老師在我求學生涯中的意義卻遠遠出過本系的許多老師。

雖然如此，我並不常跟老師聯絡（我不擅長跟長輩相處，一個人總是很困窘），而老師退休後過得神采奕奕，我想也不會希望被打擾。畢業後十年我們才在某會議會場見面，她跟我說：「希望下次見面不會是下一個十年。」

結果也還是過了幾年，我們在林文月老師的宴席上碰面，剛好比鄰而坐。齊老師說師丈長期臥病在醫院，我問她一個人住怕不怕，她說怕啊。當時我並不知道那個冬天過後她將要搬去養生村。只見她跟席間老師們提起和詩人學者關於抗戰時期日軍轟炸的一樁公案。

大約是說她目睹日軍上海轟炸時，軍機滿滿如烏雲蔽日，但詩人學者認為根據「烏雲密佈」的「理智」換算，軍機數量簡直多到「天方夜譚」的不可能，加上轟炸機數量有史料紀錄可查，所以應該是一種形容。但齊老師堅持是事實，「說我現在年紀大老糊塗還可以，當時我年輕得很，明明就是真實的！沒有經歷過的人怎麼可以輕易否認。」

這樁公案也許被提過很多次，席間人多半哈哈笑安撫著齊老師不要在意，但我知道這種安撫是無效的，反而讓人更「失落」。所以我側身跟老師說：「重點不在轟炸機到底有幾架，而是好像自己被看成那種會誇大記憶、唬攏後輩的老人，真的很不舒服。」這時老師忽然用力的抓住我的手，很開心興奮的說：「對對對，妳懂了，就這種感覺。」一邊還大聲跟大家說：「你們看看，╳╳（我的名字）懂了，她懂這個感覺……」雖然現場恐怕真正能體會的人不多。

知道齊老師到養生村的時候，就很想去探望她。年過八十的她正善用時間忙著寫自己的回憶錄，因為不想被閒雜人等打擾（譬如想爭取回憶錄出版的出版社），不太願意公開住處通訊。我知道我不是這些閒雜人，但「一個人面對長輩會很困窘」的毛病還是沒有改變，便一拖再拖。從中秋節、教師節，拖到聖誕節、元旦。

從夏日過後就決心不再受工作影響，只想好好面對生活的我，果然有了近半年的「平靜」時光。工作單位的狀況並沒有改變，也許還更朝著我不希望的樣子、不同調性的方向走去，只是心態一旦經過轉換，就有一種雲淡風輕的「無所謂」。

但其實只要每開一次會，多知道一些無聊腐壞的狀況，心情就會下沉，想起離職同事說「這個地方已經完蛋了」的決絕，有一種事情逐漸成真的無望。

老師退休後嫌時間不夠用，充分的利用著，我從工作退休、人生走到老年的時候，也能夠像這樣嗎？還是只剩下枯槁的身心？這時我想起齊老師給我的回信，說「祝福你們繼續在創作中真正的生活」，有種被看出於原形、溫暖摸摸頭的感覺，忽然很想哭。

一直只想向前看的我，第一次深深的、深深的懷念起當學生的幸福——我何其幸福的，遇見了這些老師；但同時深具信心的相信著，那些老師也何其幸福的，遇見了我們這些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