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

雖然對彭明輝先生的觀點有些未必認同（或外行），但看到以下這段時確實很有感觸：「有國難的時候，想救國的人少，想趁機撈一票的人多。韓國有國難，韓國人流淚捐錢給政府，因為他們認定自己是韓國人；日本福島事件發生，東京許多公共場所和火車不開空調，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到時每人發一把日本傳統紙扇，因為他們認定自己是日本人。
 
我在許多公共場所講『2020台灣的危機與挑戰』，講完後許多聽眾公開或私下偷問我：『教授，那你認為移民到哪一個國家比較安全？』台灣的『特產』之一就是：很少有人認定自己非當台灣人不可！因此，一聽到國家有難，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可不可以撈一大票再走？」（原文連結）

雖然日韓兩國的民族性我們多少都知道，對於以上的論述就算未有親身經驗似乎也能接受。但身在311與311之後的日本社會，感受是更加具體而強烈的。對於生活問題的討論，以「我是日本人，我要（只能）留在日本」的意識出發，和「外人」絕對是不一樣的。之前就說過，這使我和東京朋友在生活問題的討論上形成某種「障礙」。最初覺得「啊，你是日本人所以在『護短』嗎？」，後來才體會並不是那樣，而是「我是日本人，所以只能跟國家一起向前走、也要一起承擔。」

311核災最大的影響當然是在民生問題上。譬如我對東北的食物和水始終沒有信心，對於官方大口示範吃喝東北蔬果也很不以為然，宣稱通過輻射檢測，但「日本政府根本就是把輻射承受標準值提高了啊」，我說。朋友不太反駁我，但也不附和，於是難以「討論」。

但逐漸我就知道，因為「我不是日本人」所以可以夸夸而談。東北本來就是關東的「糧倉」，做為農業的「窮縣」，賣力的供給著「好酒、好水、好菜、好魚、好肉」給食客，還承擔著核電的風險。結果311一來，東北許多產業都毀了，因為當時輻射驚人超標而禁止出貨，已有農戶絕望自殺。如果叫他們永遠不要出貨，是不是死路一條？

之後恢復出貨，當然是有檢測的，超標就不行，政府都宣稱是絕對安全的。但輻射含量標準提高了，而且是「抽檢」，大家心知肚明。可是不這樣行嗎？大家能不協助東北居民、而去抗議東北農產上市嗎？而東京若禁止東北農產品要吃什麼？政府一定要「給個心安」啊。
 
做為台灣（台北）人的思維一定是「我不管我不管，政府必須解決，我就是不要吃輻射的食物。產區農民失掉生計不是我的錯呀，政府要為人民解決嘛！」不然就如彭明輝先生所說，有辦法的人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移民吧。而國難後立刻想辦法離開國家的人，在社會上大家還很羨慕，「最離奇」的是，當初冠冕堂皇支持政策，享受資源，最後不願意承擔爛攤子恐怕也還就是這些人。「為什麼你們（台灣）可以接受這樣？」東京朋友問。

我跟東京朋友批判輻射食物的問題時，也許對方想的是：「我都知道。但你可以隨時離開，但我不能（會）。我必須一起承擔災難，你當然不用。」 日本社會背負著這些不安，經營著「安然如常」的日子。這些無奈與堅定，我都慢慢體會了。但我們是「外國人」，我們不一樣，所以，當我聽到我們即將調高輻射標準量檢測值時真是不敢相信，聽到有人說「沒關係吧日本人還不是在吃」更是覺得悲哀。

日本人為什麼在吃？因為他們是日本人啊。我們不是！他們別無選擇，他們在承受國家遭逢的災難，那我們是為了什麼？

我實在不願意去想是因為政府擁核立場堅定，所以一再淡化311核災的嚴重。把標準調高、讓輻射超標食物可以進口，難道是在展現「台日友好」嗎？如果我跟日本朋友討論這個，也許對方會說「日本可以出口，台灣可以拒絕」，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都不介意彼此站在「日本人」和「台灣人」的立場。

只是，一個「台灣的『特產』之一就是：很少有人認定自己非當台灣人不可！因此，一聽到國家有難，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我可不可以撈一大票再走？」的社會，也許並不會有「台灣人的立場」。


〈以決心做為門票，反核音樂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