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到了七月底已經很熱,爬坡到目的地之後,進入控溫在28℃的室內無疑仍是汗流浹背。最後一次上坡,我決定搭計程車。比起關西「大叔」的話家常風格,通常東京的計程車司機不太會跟乘客聊天(要說是東京的「冷漠」也可以),雖然如此,很怕跟司機聊天的我還是跟在台北一樣,一上車就假裝打簡訊。但「不妙」的是,這位大約六十五歲、看來文質彬彬的「老」司機先生,卻開口跟我聊天了。
說「聊天」也不太精準,也許是因為目的地是個學術單位,老先生從股市談到日本的經濟、談到地震談到日本的教育,以及社會問題。剛開始我「嗯嗯」的應答著,沒有答腔,表示我無心聊天的樣子。但對方並不放棄,語氣溫溫然,有時還是以「你覺得呢?」「是不是呢?」跟我「互動」。
漸漸的,我連「嗯嗯」都沒有,進入一種無聲的狀態。另一方面是我發覺他愈講愈「深入」,我幾乎完全聽不懂了。
凡語言的精進都有一個「盲點」,就是我們會對自己熟知的領域愈來愈瞭解,甚至一些本地人未必知道的難的語彙也能懂,便自覺語言程度有了大躍進,但其實那是假象,當被置換到一個陌生的領域,就會知道語言的精進根本不是簡單的事。
就像這位司機先生開始談論一些社會政策的、人才教養的問題,使我發覺自己的日語已經退到初級的防線。這時候我的「沒有回應」是真的無法回應,心裡開始感到不安,覺得再胡亂「嗯嗯」下去實在太不禮貌。
於是我說:「對不起,我來這裡工作但我不是日本人。」
「?!……」老先生頓了兩秒,微笑說:「中國人?」(警戒)
「台灣人。」
「喔台灣。」(放鬆)
我表明身分,當然也是表明了我不適合回應日本的社會問題。
他轉而聊了一下台灣,然後忽然像接續剛剛日本的話題似的,說:「日本人很羞恥(恥ずかしい)啊!你說是不是?」
「……」
「真的吧,日本人真的很羞恥(恥ずかしい)。」
我無從回應,到我下車前,這又像自言自語又像要取得某種許可的「恥ずかしい」,一直圍繞在我耳邊。
但奇怪我為什麼有點感動呢?
也許很難說明,因為我在那些不間斷的「恥ずかしい」裡,聽見了的這位司機先生跟日本「生死與共」的愛。
對一個社會愛的傷心批判與恨的摧毀批判,畢竟不一樣。這也決定了「恥ずかしい」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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