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

在名古屋的台灣導演電影研討會裡，亞洲學者和導演本人都出席了。最後座談時有聽眾問了眾學者一個據說是「致命」的問題：各位提出的論點似乎都被在場的導演一一證明並不是如此，所以你們對自己的研究有何看法？很多聽眾都笑了，這問題似乎像拆穿「國王的新衣」的樣子，但其實因為學者們和導演本來就是朋友，雖然稍稍尷尬，學者以研究理論回應，一派和樂的結束會議，然後就是相偕喝酒、唱卡拉OK的聯誼會了。

所謂「致命」是一些在場研究生的感覺，覺得自己手邊的當代研究會不會也同樣出現作者的挑戰，冒出了冷汗。

但這是「致命」的問題嗎？如果同意，那無法從墳墓爬出來「現身說法」的古代作者該怎麼辦？無法親由作者驗證的古典文學研究豈非都是虛妄的？作者當然可以對研究成果嗤之以鼻，但研究（評論）領域本來也和作者本人「說什麼」不相干，而是和作品本身相關。

以時間的長河來看，大多數的文學評論（研究）都是以作品為主體完成的，就算是書信往來、史料記錄，依賴的也是文獻（文字），不是作者的現身說法（哪有機會？也未必需要）。也就是說，如果大家都在文字中發現了作品呈現了某種氣氛，即使作者現身說「絕對沒有」也沒有意義；或者大家都發現燈光黯淡是某導演慣常的風格，即使導演說其實只是因為省錢沒想太多也無法改變這個風格形成的事實。畢竟大家都感受到了，或者被研究者說服了。所以評論對作者來說也許「虛妄」但對作品卻未必。

這就是評論（研究）的獨立性，需要理會作者說什麼嗎？答案不在作者身上而在作品身上。

相對的，創作者也無需理會評論者吧，面對自我、持續施展創作能量應是唯一的信念，這也是創作者可貴的獨立性。

在資訊與活動喧嘩的當代，評論者和作者太接近了（兩種身分都有的也很多），混合著行銷、親民、相互取暖等眾多需求的文化圈，總有不間斷的場域提供眾人「現身說法」。雖然很多文化人（作者）感嘆台灣人口數太少，一刷出版量養不起作者，但相對的，也因如此，要結黨要被把持要封殺要出頭也很容易。即使說是不受主流媒體控制的一人網路平台，還是需要「經營」。

評論者和作者變成朋友，能產生距離看見真實嗎？口才便捷的作者成為自己作品的詮釋者，作品的真實能經歷考驗嗎？這之間不僅僅只是評價的問題，還交織著文化資源的分配、評審、利益的交換，在台灣文化的小小場域裡，「有」和「無」的圈子太容易形成。

如果是應行銷需要的幫襯，因為目的明確大家心知肚明也無所謂。但在自詡具「崇高」位置的學院中，學者因為研究某個當代作者而得以在學術場域中有「生存價值」，便和作者形成了「命運共同體」，或進而成為「密友」，無法「公私兩分」。但正因是這種關係，保有距離不是更加重要？

覺得座談會提出的問題很「致命」的研究者太沒有研究者的信心與自覺了，覺得現身說法就能挑戰研究者的作者太自大了（資料性的錯誤除外）。這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的領域，作品是唯一的主角。被挑戰被討論，被永恆的留下，都因作品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