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訂晚間七點從東京成田機場開往市區的超快速電車,居然很「難得」的延遲二十分鐘,在不斷的廣播聲中,所有準時前來的乘客都擠在地下月台等候著,真是驚人的人潮。因為和朋友約好在飯店大廳相見,擔心公路塞車而捨棄常坐的機場巴士,沒想到竟遇上了誤點事件。來自各國的旅客使月台像聯合國,有洽公的、返鄉的、背著超高背包的「自助客」,也有像後來坐在我對面的、那個從新加坡來探親的大嬸。
快速電車的座位是兩兩相對的,大嬸剛好跟我促膝而坐。我雖然準備了書來打發乘車時間,心思卻一直無法安定下來。電車裡感覺很擁擠,雖然是指定席,沒有站位,但因為剛從成田機場入境的旅客多半帶著行李,使狹窄的通道變得更狹窄,加上正值隆冬,每個人穿著厚厚的大衣,塞在放送暖氣的座位裡呼吸,四周散發著一股混濁的氣息。
真是令人不舒服的空間。我看看表,想著朋友會不會在大廳等太久?早知道就搭機場巴士,至少可直達飯店,不需再轉車……這時我就發現大嬸想找我說話了。
我很快的把視線移開,埋進書中。
我並不想交談。本來就不擅廣結善緣的我,那幾年陷入人生和工作的混亂與低潮,出國是沉默的放逐,並不想「橫生枝節」。
但大嬸不死心,拼命抓住我看書的空檔,追著我抬起頭的眼神微笑,手上拿著一張紙,似乎很想遞過來。我還是沒有回應。
她繼續東張西望了一會兒,確定我真的很專心看書,便轉向我身旁的西方青年,用英語(因為這樣我知道她是新加坡人)攀談,說她來看工作外派到東京的弟弟,可是弟弟忙不能來接,只能在東京某站等候,她沒來過東京也不懂日語,時間又很晚了,所以很緊張……接著拿出弟弟給的資料和西方青年研究起來。
我仍然埋首書中。但聆聽中很快就發現他們對東京都不熟,西方青年好一些,但給的意見充滿不確定感。她剛才應該是發現我看的是中文書,所以覺得可以用華語交談吧?
有一瞬間我想開口,但看兩人討論得興高采烈,又覺得自己太突兀。我無法用英語解釋複雜的東京電車網,如果忽然使用華語,那西方青年豈不是被莫名其妙的「晾」在一旁?事情最初我沒有插手,到最後就沒有、也不想介入。
到站後西方青年決定陪大嬸去搭車,這樣的結局還算不錯,至少我沒有愧疚感。
只是我後來會想,旅途中人與人看似偶然發生的「碰撞」,其實是暗藏著我們所不知的人為選擇。譬如那位西方青年,記憶中想必是「啊,這次旅行碰巧遇見了問路的新加坡大嬸,真是奇妙……」,但那是因為我先「放棄回應」的緣故。又譬如大嬸跟弟弟會說「幸好在車上找到好人幫我,本來……」,但如果我一開始就回應了呢?因為既沒時間也沒心情,應該只會口述搭車的方法,並不會陪她去。再譬如,最後他們兩個人的記憶中大概都不會有我的存在,而我卻清楚記得、也參與了他們。
原來人與人的碰撞是如此多面向啊,我們卻只能接收╱記憶那屬於自己的一面,而且,不會知道是在哪裡出現了人為的「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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