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不喜歡寫書評,如果有時間寫,我寧可用那些時間去創作。報刊的書評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配合出版社新書的推薦文,有時也是一種互惠的「人情」。只是,編者選定書後來電邀稿,如果是自己看過的書還能判斷是否接受,如果不是,又不能說「請先把書寄來,我看看後再決定要不要寫」(這樣一定立刻被貼上既「傲慢」又「難搞」的標籤吧)。年度好書之類的票選也有類似的情形。每次收到年度出版的茫茫書單,我都不敢下筆勾選,只好傳真回去,在附註寫著「個人於以上書單之閱讀量不足,無法勝任勾選,請見諒」。雖然這可能會被認為是「不願意幫忙」的藉口,但這是真的,如果我無法看過大部分的書,怎麼勾選「最佳的十本」呢?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只看自己想看的那些啊。只要在其中勾選最佳的就好了。」朋友說。這就是為什麼年度好書的「品牌」重複性很高的原因之一吧,久而久之,那些在「品牌」之外的作品就彷彿不值得被看見。
我對那些選出的好書沒什麼意見,但直接把自己沒看過的書排除在「最佳」之外,這種評論者的「自信和霸氣」我是沒有的。也許我看完所有的書後,勾選出來的結果也沒什麼改變,但至少覺得沒有辜負那些作者。
可能是因為太過「創作者本位」了,所以使我面對當代文學研究始終無法像從事古典文學研究那樣冷靜。
譬如上次吃飯時,聽見一位學者很認真的說要研究某位詩人用詞變換的問題——亦即同一首詩在不同的版本╱選本出現時,字詞常有更動,像「便當」變成「飯包」之類的。那位詩人碰巧在場,非常推崇學者仔細的態度,但也隨即笑說:「其實那有些是編者弄錯,有些就是隨興更改,沒什麼深意,我也不在意,我的詩的關鍵意義不在那裡啦。」
我當然知道研究與創作各為專業領域,有沒有意義也不光是創作者自己說了就算,但不知怎麼,還是忍不住覺得像這樣的狀態很荒謬。想想,如果沒有創作者拼命的寫(無論好或不好),文學研究的領域應該也不存在吧。那麼,所謂評論的「高度」真的可以凌駕作者的心意嗎?
說了這麼多,但今天某報邀我寫書評,才聽到作者名字我就答應了。讓我一口就答應的作者其實是我的老師,按理說要幫老師寫書評是個壓力,可是當時浮現在我腦中的意念只是——好想看一看好久不見的、老師的書,然後寫一份「心得報告」,就當做畢業多年之後,隔著時空跟老師致意的方式。至於「書評」二字,好像沒聽見一樣……如此動機「不純」,不知邀稿人臉上會不會出現三條線?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