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的語言

melbourne dry cleaners Counter
濕冷的天氣讓人提不起勁，但事實上從2009開始我好像對什麼都提不起勁。也許是因為在進行一項令人討厭的計畫的關係，該前進還是後退，都讓人無法開懷。這情形恐怕還要持續長久一陣，畢竟一旦「面對」就想「跨越」，即使會受傷也會想一直走到結束。談妥四月去明治大學和一橋大學觀摩「中國電影」和「台灣電影」的課程，算是沉悶日子裡小小的開心，雖然補助少得可憐，但我的心已經迫不及待想在春天飛奔過去。這樣當然也不能改變什麼，但就像探出頭喘口氣一樣，也是充滿期待。
 
2008夏天聽Arai說上課的情形就覺得很有趣，可惜當時是暑假無法衝去課堂。之所以有趣是因為那些日本新世代學生看了台灣電影之後提出的問題，有些還真的讓人一愣，想：噢，原來會有這樣的問題。 譬如看了《童年往事》引起疑問的重點居然在於：為什麼台灣人要在榻榻米上面擺傢俱？那何必弄榻榻米？或者，看了《悲情城市》一頭霧水，然後「發現」日本殖民過台灣，非常驚訝。
 
看來很無厘頭的問題，有些是因為新世代缺乏歷史感的關係，有些確實是在我們看來習以為常，外國人卻需要理解的過程。譬如對當時台灣的家庭來說（特別是外省家庭），儘管住在日本時代遺留下來的房舍，恐怕只把榻榻米當成「地板的一種」，這樣使用榻榻米一點也不奇怪，但跟日本人所認知的榻榻米意義完全不同。

但如果是一直講侯孝賢或楊德昌的電影，其實我也沒太大動力，雖然不能說是「過時」還是什麼，總覺得那也已經是一種「舊」台灣、「舊」視野。但不久我就明白Arai選片的困難，因為需要日文字幕的關係，沒有在日本上映過的片子根本無法取得有日文字幕的DVD。因為日本曾經「迷戀」過一陣侯孝賢，所以「片源」不缺，這讓我真實領悟發行力的影響是超乎想像的。
 
2009在日本上映的《海角七號》稍微改變了台灣當代電影的「存在感」，Arai也順利獲得可放映的DVD，所以我很想知道課堂上的日本大學生會問出什麼問題來。但其實也不只是學生，Arai注意到的地方我也覺得有點意思，像她問說劇中幾乎所有的人都用台語／母語交談，唯獨明珠說國語，即使跟老同學水蛙也是如此，而水蛙跟明珠搭話也是都用國語，這是什麼原因呢？

老實說，劇中語言混雜（台語、國語、日語）的情況我看起來是十分自然的，所謂自然就是不會特別去注意裡頭的用意，那種夾雜國台語、碰到日本人再夾點日語的狀況，好像就是生活圈（或南台灣生活圈）的樣子，不需要特別「感受」。

她一問我才發現這種語言的混雜在外國人眼中恐怕是很奇特的，所以會特別注意並且解讀，也因此會細微到連明珠跟水蛙都以國語交談都觀察到了，想必是她預備跟學生解釋劇中母語使用的背景時，在明珠這裡「卡」住了。

因為這樣，我又再度看了一次《海角七號》，仔細挑出明珠說話的對象，跟她說：
――明珠在劇中總共有三個說話對象。一個是女兒大大，小孩因為受國語教育，幾乎已經不用母語了。所以媽媽也習慣用國語溝通。另外一個說話對象是友子，那是日語。還有一個就是妳所說的水蛙。雖然是用國語，但其實最後明珠跟水蛙說「真厲害」那句是台語。所以也可以解釋成語言的融合，但是在表達情緒最直接的還是只有母語才行。
不過這也只是我的推斷而已。
 
她又認真的問：
――所以，你推斷明珠的母語還是台語。如果是這樣，老同學水蛙（一般都講台語）跟她一直講國語沒甚麼不自然嗎？有沒有可能明珠的祖父（老友子後來的丈夫）或父親是外省人或者原住民，以致明珠講國語長大？

我被問倒了啊。問倒的原因是沒想到這個問題可以這麼「認真」，台灣談論《海角七號》幾乎沒有誰會特別注意明珠。
 
然後我給了一個「不太負責任」的回答：
――其實我想我們這一代看待語言這件事情可能沒有前一代那麼「嚴重」了。因為受過「國語教育」的我們，使用國語就是一件平常的事。如果是在學校中才建立的「同學關係」，見面就會習慣說國語。因為學校本來就要說國語。如果彼此關係是「童年的玩伴」（早於學校關係），也許就會習慣說母語。關於電影的這部分我們似乎沒有「想太多」。
至於明珠的父親身分，既然導演沒交代，也就不太重要。要怎麼想都可以吧。
 
（要是有人可以問到魏導，再告訴我答案吧。但……導演的答案就是電影的答案嗎？）
 
雖然我告訴她2009台灣電影的話題是《不能沒有你》，但沒有日文字幕的DVD對她是毫無用處的。不過我說我們看《不能沒有你》也是需要中文字幕，因為全片使用台語與客語的比例很高，這時她又再度問我語言的問題：你們看方言這麼多的電影在接受上不會感到困難嗎？另外像《海角七號》那麼多日語也都可以嗎？

這時我好像才有點領悟她問題背後的意義。對於大多數使用單一語言為「國語」的國家，「多語言」接受會被視為討論的議題吧。特別是像日本大量以日語翻譯、傳播、融合外來語，幾乎毫無時差的用「國語」接受外來新知，大概很難想像一部幾乎少有「國語」存在的片子卻是「國片」，而我們接受起來卻如此自然。

但是，什麼是「方言」呢？「方言」意識現在在台灣應該不存在了吧（至少在我腦中不存在）。說「方言」就是相對「中央」而來，台灣就是台灣，台灣通行語就是台灣通行語，難道還要假想什麼「中央」存在而自認「地方」嗎？從來語言「政策」就是治權與政權的延伸，不是民間文化的自然，當「自然」被干擾了、限制了，最終還是會用自己的方法跨越傷痛彼此和解，牽手走下去。官方常常是反應最慢、或最糟那一個。
 
我在Arai的問題裡重新看見台灣文化裡的傷痕與特殊，成為電影悲喜的基底。

說到這裡，忽然想起在新加坡工作的Ｅ跟我說《不能沒有你》因為「方言太多」，無法在新加坡上映。之前《海角七號》也因為相同原因無法上映，後來因為票房與口碑「大放異彩」所以解禁。依此模式，《不能沒有你》當然也有解禁的可能，的確，去年十二月被放行了。

讓我覺得怪異的是「方言」的指稱，新加坡電檢局表示，在分級尺度下，電影旁白如果有太多方言，就必需謹慎考量，除非影片的整體表現不會影響新加坡推動的「講華語運動」政策多年來付出的努力。新加坡不是多種族／多語言國家嗎？台語跟客語到底是相對於哪一個「地方」、哪一個「中央」而稱方言呢？總之，這國家的思維很多地方都令我困惑，也不差這一個。